一张证明的减法里藏着民心

       2026年10月，中央社会工作部网站报道了海南东方市的一项改革：该市开展村级事务、证明事项全面摸排梳理，出台《村（社区）组织工作事项准入制度》，公布村级无须出具的证明清单，涵盖亲属关系、无犯罪记录、死亡证明等高频办事事项。报道中，板桥镇桥北村党支部书记陈祥杰的感慨很有分量：“过去，忙着群内打卡、填报报表，服务群众的时间少之又少；现在杂事负担少了，培训学习机会多了，能让我们更专心扎根一线为民多办点实事。”减负减了这么多年，如果群众到村里开一张“我妈是我妈”的证明仍然开得出来，那减负就没有减到根上。
       “证明”虽小，却是基层负担最直观的“温度计”。报表多、会议多、群多，这些是干部“体感”上的负担。而“证明多”，则是群众和干部“双重承压”的交汇点。东方市梳理出的“高频证明事项”清单里，亲属关系、无犯罪记录、死亡证明，每一项都指向同一个问题：本该由职能部门核验的信息，被转嫁给了没有核验能力的村级组织。村里开一张亲属关系证明，靠的是“我认识他家人”的熟人经验，而不是户籍系统的数据比对。这种“证明”开得越多，基层治理的规范化程度就越低。东方市公布“无须出具证明清单”，本质上是在做一件事：把不该村级承担的责任收回去，把该由数据跑的路还给数据。
       减负的“减法”，必须配套能力的“加法”。东方市的做法中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：在清理证明事项的同时，该市常态化开展村（社区）干部轮训，聚焦群众工作、矛盾化解、数字治理等实务能力，并印发《基层政权建设政策汇编》，配套办事流程和实操模板。这个配套动作至关重要。如果只是把证明事项砍掉了，村干部腾出来的时间却不知道怎么用、不会用，那减负就变成了“闲下来”。减负的目的是让干部“回归主责主业”，但如果干部的主业能力没有同步提升，“回归”就会变成“无所适从”。减法释放的时间，必须用加法填上能力。
       权责清单的“刚性”，是减负不反弹的唯一保障。基层负担有一个顽固的特点：容易反弹。今天清理了证明事项，明天某个部门换个名目又下一份文件，证明就又回来了。东方市的应对方式是制度化：出台准入制度、编制履职指导目录、明确“履职、协助、禁办”三类事项。这种“清单化+准入制”的组合，把减负从“领导重视就减、领导不重视就加”的人治逻辑，变成了“清单之外不得准入”的制度逻辑。没有刚性的权责边界，减负就是一场永远打不完的“游击战”。
       检验减负成效的最终标准，是群众“办事顺不顺”。干部填表少了、群少了、证明少了，这些是过程。真正的结果指标只有一个：群众到村里、到社区办事，是不是更方便了。东方市板桥镇桥北村那件拖了6年的田埂纠纷，在干部从案头解放出来之后得到了化解。这个细节比任何“减负率”都更有说服力。减负的终极意义，不是让干部“轻松一点”，而是让干部把轻松出来的精力，用在那些“拖了很久、本该解决”的事情上。（宜宾市叙州区高场镇 刘菲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