守源·建系·开用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创新的 “源—流—用” 逻辑——对李后强教授一些学术观点的思考
一、问题的提出：传承为何不能止于 “回到源头”
近年来传统文化明显回暖，经典阅读、非遗保护、博物馆热、国潮文创，加上地方文化品牌建设和乡村振兴中的种种文化实践，传统正在以多种方式重新进入公共生活。但热闹之下有一种倾向值得警惕：把传统文化简化为几句名言、几个符号、几件器物，或者把“传承”理解为回到过去、复刻古制。
这种理解之所以站不住，在于它错认了国学的性质。国学不是零散典故的集合，而是一套长期生成的意义系统；既有源头，也有流变；既有经典文本，也有制度实践、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。只讲源头，容易滑向碎片化、神秘化乃至复古化；只讲创新，又会失掉根脉，所谓创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。
如何处理源与流的关系，其实古人早有自觉。《论语》说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”，讲源头之“本”；《周易》说“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”，讲变化之“道”；《诗经》讲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，《大学》讲“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”，更表明传统本身并不拒绝更新。把这些放在一起看，可以提炼出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：守源以立本，建系以明脉，创新以开用。下文即沿此展开，并以李后强教授的相关论述与实践为参照。
二、守源以立本：守住基因，而非复制古制
源头是文化之“本”。失去源头，传承便无所依附，创新也无从划定边界。国学绵延数千年而不绝，靠的正是一部部经典构成的精神坐标：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确立仁义礼智信的价值秩序，《老子》《庄子》展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，《周易》揭示阴阳变化的运行法则，《大学》《中庸》阐明修身成德、致中和的实践路径。
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原典不是普通的知识对象，而是中华民族宇宙观、天下观、社会观、道德观的载体，回答的是国人如何安身、社会如何有序、国家如何治理、人与自然如何相处这类根本问题。今天讲文化自信，第一步仍然是要回到源头，辨析本义、领会精神内核，而不是把后世演绎、商业包装乃至神秘化解读直接当成传统本身。
李后强教授一方面多次强调“对文化的最好继承是创造新的文化”，另一方面又强调“尊古而不复古、守正而不守旧、传承而不照搬”，这个不可分割。两句话放在一起读，恰好说明守源不等于复古：守源守的是文化基因、价值根脉和精神气质，而不是把古人的做法原样搬进当代。对非遗传承人来说，手中的技艺就是中华文脉最末梢的神经；对一地文化来说，考古遗址、方志文献、民俗传统、方言故事，都是根脉的具体形态。源头辨认得越清楚，文化自信才越有根基。
三、建系以明脉：从零散典故到知识网络
国学之难，不在记诵古人名言，而在理解系统。经史子集各有分工：经立价值，史明兴衰，子开思路，集见性情。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把个人修养与社会治理贯通起来；道家以顺应自然、柔弱胜刚强，提供另一种人生与治理的智慧；兵家讲道、天、地、将、法，是典型的系统谋划；中医讲脏腑经络、气血平衡，处处着眼整体；易学讲变易、简易、不易，提供的则是看待变化的方法论。
更要紧的是，这些思想在长期历史中相互激荡、彼此补充，从来不是自我封闭的。宋明理学吸收佛道思辨，禅宗融汇道家言意之辨；蜀学一脉，严君平以老解易，三苏出入佛老，刘沅会通儒释道，都显示出中国传统思想特有的开放与包容。反过来看，只追源头而不建系统，传统文化会退化成一堆孤立的知识点。只背经典而不明义理结构，也谈不上真正的贯通。
李后强教授的学术工作在这一点上颇具启示。他在巴蜀文化研究中提出构建“巴学”，在四川盆地研究中提出“天府学”，在长江流域研究中提出“长江学”，还倡导打造“城厢学” 这样的微观地方学。名目各异，方法却是一致的：地方文化不能停留在零散史料、孤立景点或单一符号上，而要经由考古、文献、民俗、地理、经济、治理等多学科的融通，形成系统化的学术体系。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：蜀学不应只是“几盆盆景”，而应成为“一座花园”，有主干，有灌木，有藤蔓，有四季，能够进入生活、服务当代。
这正是“建系以明脉”的用意。所谓系统，不是把传统重新封进书斋，而是把分散的文化资源组织成可以理解、可以传播、可以转化的知识网络。唯有如此，传统文化才能从“遗产清单”变成“思想资源”，从供人参观的对象变成参与解释现实、回应现实的方法。
四、创新以开用：让传统进入当代生活
传统本身并不主张凝固。孔子论礼制讲“损益”，说明传统从来是在继承中更新、在更新中延续；刘勰《文心雕龙》专立《通变》一篇，说“变则可久，通则不乏”，讲的也是这个道理。变化不是对传统的背离，而是传统延续自身的必要方式。
新时代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、创新性发展，正是“通变”精神的当代形态。创造性转化，是把至今仍有价值的内涵从陈旧形式中解放出来，赋予新的时代表达；创新性发展，则是在新的实践中补充、拓展、完善传统，使其回应人民需求、服务社会发展。
在这个问题上，李后强教授提出的两个“悖论” 尤其要注意。一个是“文化悖论”：文化从来具有积极与消极、先进与落后的双重性，古老不等于优秀，不能不加辨析地全盘肯定。另一个是“遗产悖论”：有些地方历史越悠久、遗产越多，发展反而越慢，陷入“守着遗产受穷”的困境。破解之道，在于让文化遗产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，从“保守”走向“保育”，在保护中发展、在发展中保护。他进而主张，文化传承要从“资源清单”转向“情绪方程”，从功能经济走向情绪经济、意义经济；说到底，传统要真正打动人，才能留住人。
实践层面的例子已经不少。乡村振兴中的乡风文明建设，基层治理中德治、法治、自治的结合，还有非遗工坊、博物馆研学、数字传播、国潮品牌、沉浸式文旅，都是传统进入当代生活的方式。它们不是简单复古，而是让传统与现代相遇、经典与人民相连。非遗研究的普遍经验也表明，手艺人的价值不只在技艺本身，更在能否把文化基因转化为当代的产品、品牌和生活方式。创新不是割断根脉，而是让根脉长出新的枝叶。
五、案例分析：从“巴蛇食象”到“巴人敬象”
“巴蛇食象，三岁而出其骨”，出自《山海经・海内南经》。传统解读多依《说文解字》“巴，虫也，或曰食象蛇”，把它讲成巨蛇吞象的怪谈。李教授给出了不同的解释：“巴是人不是蛇”。在他看来，甲骨文中的“巴”字更接近长臂、躬身、善攀援的人形，而非蛇形；“巴蛇”指的是行动如蛇般灵巧的巴人；“食象”并非怪物吞食，而是巴人协作猎象、屠宰烧烤、长期加工象骨象牙的过程；“三岁而出其骨”，更可能描述对象骨、象牙进行阴干、分割、雕琢和再利用的漫长周期。
这一解释并非纯文字推演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大量象牙遗存，证实古蜀存在象牙献祭、礼敬大象的祭祀传统；资阳濛溪河遗址出土剑齿象颌骨及骨骼切割、烧灼痕迹，证明更新世晚期四川盆地栖息象类，为古人类获取、加工象类资源提供考古线索。当然，这些材料不足以直接证明 “巴蛇食象” 就是巴人猎象的完整史实，但足以提示：这则神话很可能保存着被夸张化、仪式化的古代生态记忆，未必是纯粹的荒诞想象，这也是巴蜀蛇、象文化关系讨论的重要基础。
用“源 — 流 — 用”框架来衡量，这个案例三个环节俱全。先看“守源”。它要求研究者回到字形、考古与文献，追问“巴蛇食象” 最初记录的是谁、何事、何种生存经验。把巴人从“蛇形怪物”还原为山地先民，本身就是对源头本真的守护。再看“建系”。“巴人敬象”不是孤立典故：它牵出巴人作为川东、鄂西、陕南一带山地族群的忠勇、灵巧、协作与资源精用传统，也牵出巴与蜀、楚、中原文化相互激荡的历史图景，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长江上游板块。推动“巴学”“天府学”“长江学”的建构，正是要把零散的神话、遗址、民俗整合为可研究、可传播、可转化的知识体系。最后是“开用”。巴人对待大象所体现的长期加工、循环利用与敬畏自然的态度，可以转化为生态文明教育、乡村振兴、研学文旅和地域品牌的资源；只是这种转化必须严守野生动物保护、考古伦理与非遗真实性的边界，不能把神话直接包装成商业符号。
传统研究若止步于考据，只是学术成果；一旦进入当代生活与地方发展，就可能成为实实在在的文化生产力。
六、延伸讨论：与几种既有观点的呼应
“源 — 流 — 用”不是凭空搭起的架子，它与当代文化研究中的若干主张可以相互发明。
一是文化基因论。有研究提出长江与黄河构成中华文化基因的“双联体”，书画、地域文化、地方文明中也存在可遗传、可重组、可修复的文化基因。借这个隐喻来说，“守源”是识别和保存基因，“建系”是绘制基因的图谱，“开用”则是让基因在新的环境中继续表达。
二是地方学建构。无论“巴学”“天府学”“城厢学”，还是更广义的 “中国学”，共同点都在于强调地方文化不能止步于史料整理，而要形成有理论自觉的学科体系。这与“建系以明脉”说的其实是同一件事：地方文化只有系统化，才能成为区域发展的思想资源，而不是行政区划的注脚。
三是非遗活化。传统若只被陈列，会失去生命力；若只被消费，又可能失去本真。有研究提出“虚功实做”，强调传统文化既是根魂，也直接关系手艺人的生计。这提醒我们，“开用”不能停在口号上，必须进入产业、教育、社区、乡村和日常生活。
四是思维方式的更新。李后强教授近年反复倡导，面对高度不确定的世界，要从机械的、决定论的“牛顿思维” 转向更开放、更概率化、更系统的 “量子思维”。移用于文化研究，这并非否定历史事实，而是提醒研究者保持动态视野，避免刻舟求剑式的理解。文化是活的，研究文化的方法也应当是活的。
七、结语：在守正创新中赓续文脉
需要说明的是，“源 — 流 — 用” 不是三个依次完成的环节，而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：今天的“用”会沉淀为明天的“流”，流的清浊又取决于源头的养护。守源回答“根在哪里”，建系回答“脉如何通”，开用回答“路怎么走”；缺了任何一环，传承都会失衡 —— 无源则失根，无系则失序，无用则失活。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承，既不能躺在前人成就上自我陶醉，也不能脱离根脉盲目求新。可行的路径，仍然是回到经典辨其本义，放入系统明其脉络，面向时代大胆转化。对历史最好的继承，是创造新的历史；对文化最好的继承，是创造新的文化。今天我们研究国学、弘扬传统，最终目的不是把传统供奉起来，而是让它继续参与当代中国的思想建构、社会治理、产业发展与对外传播。源深则流远，脉通则业兴，用活则文新。唯有在守正中创新、在创新中守正，中华文脉才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生生不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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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陈晓敏 四川省甘孜州交通运输局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