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难忘孙中山铜像?——写于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

2026年11月12日,北京人民大会堂,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大会隆重举行。第二天即13日下午,在武汉三民路口,下着雨。我们一家老小,撑着伞,站在那尊熟悉的铜像前,一言不发地绕行了整整两周。一个国家在纪念先生,一个家庭也在纪念先生——只是我们的纪念里,还多了一间18平米的老屋,和一把打不开门的锈锁。
人的记忆里,总有一处坐标,不一定宏大,却能穿越六十余年的风雨,在每个下雨的时候,常常浮现。对我家汤老师来说,这个坐标就是汉口三民路口的孙中山铜像。它不只是一尊城市雕塑,更是汤家的北斗,是一代人童年的门牌,是血脉里抹不去的精神原乡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还是孩童的她跟着爷爷奶奶住在汉口三民路民族路火路巷6号。一楼一间不过18平方米的小屋,挤着六七口人——哥哥在勇、弟弟在勤,还有大姑、小姑,床挨着床,转身都要侧身。可回忆里没有窘迫,只有满满的快乐。那时日子清苦,但孩子的世界自有一片光亮:每天出门,都要穿过大片市井集市,粮油、蔬果、铁器、布匹,琳琅满目。火路巷背靠汉正街,斜插集家嘴,是汉口最老的码头商贸带之一。相传明正德十六年,14岁的兴王朱厚熜从钟祥经汉水赴京继位在此登岸,后人叫它"接驾嘴",方言一转就成了"集家嘴";五百年间,这里"十里帆樯依市立,万家灯火彻宵明",粮行、药材行、牛皮行、什货行沿巷排开,挑夫的号子、算盘的脆响、酱菜的咸香,是一个孩童最初的地理世界。而比大市场更能进入骨髓的,是出门抬眼就能望见的那尊铜像。
三民路的命名本来就镌刻着先生的理想。铜像立在三民、民族、民权三路交会的"六渡桥磨盘"上,坐南面北,先生身着中山服,右手执杖,左腿微前,目光越过六渡桥,望向长江。1933年6月1日揭幕那天,"鼓乐喧嚣,鞭炮震天",瞻仰的人潮像潮水一样涌来,此后相当长一段日子,还有两名持枪士兵每天在像前站岗。

童年的汤老师当然读不懂像座上吴国桢撰写的那276字像赞,也不懂"肇造党国,勋德之隆"的分量。她只知道,一天之内要往返经过铜像多次——上街、买菜、串巷、归家,一抬头就是那尊沉静的铜影。看见铜像,就快到家了;看见先生的面容,心里就踏实。那时她还不知道,先生一生只来过两次武汉,却给这座城留下了两个响亮的名字:武昌首义的热血与中山大道的漫长。1912年,他登蛇山、望阳夏残垣,在《建国方略》里写下那句著名的预言——"为武汉将来立计划,必须定一规模,略如纽约、伦敦之大",并第一次提出以桥梁或隧道联络三镇。当年听来像梦,今天桥隧成网、地铁穿江,三镇早已是一座城。
铜像不是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的文物,是朝夕相处的邻居,是回家路上的守望者。后来离开武汉,天各一方,几十年奔波于巴山蜀水,无数个深夜,脑海里总会浮现雨里晴日里那尊铜影。原来铜像早已和"爷爷奶奶的家"焊在了一起——念铜像,就是念家;念家,就是念先生站在路口的那个方向。
根之所系,总要在某个时刻奔赴。2026年11月,四川秋假。北京纪念大会的第二天下午,江城飘起细雨。我们一家人——我和汤老师,孙女灰灰,从成都赶来的小姑汤玲莉、姑爹吴振雄——驱车穿过汉口层层叠叠的街巷,奔向那座魂牵梦萦的铜像。黄鹤楼当然要去,但此行最重的日程,是三民路,是民族路的火路巷。
雨越下越大,路面泛着水光,人车在三民路十字路口川流不息,中山大道上的蔡林记还飘着热干面的芝麻香。铜像依旧巍然立在雨幕之中,先生风衣披身,手拄拐杖,“九十三年风雨,不曾弯腰”。
家人在雨里依次合影,祖孙三代,撑着伞,衣衫沾着潮气。孙女灰灰特意推开大人的伞,独自站到铜像正前方,认认真真拍了一张单人照。少年尚不能完全读懂祖辈眼里的深意,但她知道,这是太爷爷那辈人心心念念的地方。

拍完照,我们沿着麻石基座缓步绕行。一圈,再一圈。雨水顺着先生的衣褶往下淌,我们抬头环视那张沉静的面容,久久无语。千言万语堵在胸口,最后只剩两个沉甸甸的叩问在雨里盘旋——
倘若先生今日健在,看见今日之中国、今日之汉口,他会想些什么?他手中那根拐杖,放在今天的时代,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?

关于这根拐杖,其实还有一段公案。铜像1933年落成时,先生右手本是空着的;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一次修缮,有工匠觉得右手空着"不好看",自作主张添了一根手杖,此后便成了汉口人记忆里固定的形象。一柄后加的拐杖,反倒成了最传神的一笔——仿佛先生早就知道,这条复兴之路要走多久,需要一根杖,一路点着走。那么今天,这根杖该做什么用?
我想,它不必再用来踏破荆棘、亡命海外。它应当化作一把标尺,量一量民生冷暖——量一量火路巷那间18平米的小屋如今住得下几代人;它应当化作一根扶手,扶一扶还在赶路的普通人——扶一扶汉正街凌晨四点开摊的扁担,扶一扶集家嘴码头上最后一个划子工的后代;它更应当化作一道法令,正如昨天人民大会堂里那句郑重宣告——"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,坚决反对一切分裂国家、分裂民族的言论和行为"。 先生的拐杖,一百年前点在武昌城头,点出的是共和;今天点在长江之滨,点的应是统一与复兴。雨声哗哗,没有人给出标准答案。可每个人的心里,都有自己的回答。这无声的绕行,是一个普通中国家庭与一位伟大先行者,跨越百年的对话。


辞别铜像,我们拐进民族路,去找火路巷6号。记忆里的老巷早已换了容颜。巷口立起一块新牌子——"市井生活记忆长廊",主题写着"老巷新生、满春印记"。这里紧邻汉正街与集家嘴汉江码头,几百年来就是小商贩、挑夫、茶馆伙计聚居之地,烟火气浸透了每一块土砖。左侧整面文化墙,刷着大大的武汉方言:拐子、打码头、拜码头、过早、擂到荡……


这些词,汤老师念得出来,却已辨不清精确语境。姑爹站在一旁,一字一句给我们翻译:"拐子"是巷子里的兄长,是江湖里最重的敬称;"打码头"是当年苦力用扁担和拳头抢一条生路的血性;"拜码头"是闯汉口先懂规矩的生存哲学;"擂到荡"则是集家嘴划子工"不停用力划桨"的歇后语,说的是汉口人骨子里那股不肯歇的劲。 一句方言,就是一部码头城市的民间史。

顺着阴暗窄巷往里走。当年的火路巷6号,如今门牌改成了5号。老屋早已易主,现也无人居住,巷道逼仄,潮湿的霉味混着老墙的土腥气扑面而来。我们打开手机手电筒,光束刺破幽暗,头顶蛛网轻轻扫过额角。六十多年的思念,就为推开这一扇门。


终于寻到那间18平米的老屋。木门锁着,铁锁生了锈。我们把手机贴着门缝往里照,屋内一切都在朦胧里——看不清当年爷爷奶奶的床铺支在哪面墙,看不清哥哥在勇、弟弟在勤睡过的木板凳搁在哪个角落,也看不清那张全家福黑白照是否还挂在原来的墙上。当然,这些都成了历史与想象!汤老师、小姑、姑爹,三个人站在门前,久久没有说话。


六十余载梦回此处,千里归来看见屋舍犹在,却不得其门而入。那把锁,锁住的不只是一间老屋,锁住的是回不去的童年,是爷爷奶奶的声音,是一整个正在消逝的市井汉口。失望像巷子里的潮气,一点点漫上心头。



我们只能退到巷外,举起相机,拍下旧墙、残瓦、半截砖雕,拍下那些即将被新城市吞没的痕迹。巷子外面,是现代超市、义乌小商品城、湖北李盛开锁有限公司,还有一块硕大的招牌——"铜人像床上用品批发广场"。连商圈都以铜像命名,先生早已长进了汉口的商业肌理,长进了市民的口头语:老汉口人约会从不说"三民路口见",只说"铜人像底下等";外地人问路,本地人抬手一指——"顺着铜人像的目光走"。

小姑轻声回忆:我家老屋对面有座小庙,四周邻居可以去许愿祈福求子;父母生了八个孩子,只活下来三个;上世纪初的火路巷,茶馆林立、货栈比肩,挑夫吆喝、算盘声声,一到傍晚满巷酱菜香与煤炉香搅在一起; 1979年9月,汉正街103位个体户持证摆摊,拉开中国商品流通体制改革的大幕,1982年《人民日报》社论一锤定音——"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",火路巷的烟火,那时正烧到最旺;到了九十年代大规模拆迁,成片老建筑推平,熟悉的邻里四散,旧日的喧嚣,如今只剩文化墙上的几个方言词,勉强替我们守着。重新走回三民路十字路口,车流繁忙、人流如织,雨还没有停。回头望,铜像依旧矗立。一边是面目全非的旧巷,一边是奔涌向前的现代都市;一边是锁起来的18平米童年,一边是散落全国的汤家亲人。铜像站在中间,看着这一切,不言不语。
当晚,我们把在武汉的亲人聚拢一桌。大姑汤玲芳全家、小姑爹弟弟及弟媳也从远处赶来,一桌人说着武汉话,说着几十年的离合。大家感叹武汉变化太大,中国变化太大。曾经挤在一间小屋里的汤家孩子,如今星流云散:小姑、小姑爹,定居成都;大姑一大家,驻守汉口;大哥,远在美国波士顿;弟弟,安家重庆万州;而小姑的籍贯,填的是南京,她的爷爷百年前带着四儿二女从南京到汉口,在花楼街做酱菜生意,从此这支人就扎进了汉水的潮声里。
一张饭桌,就是一幅当代中国家庭的微缩迁徙图:从南京到汉口,从汉口到成都、波士顿、万州;一代人挑担西进,一代人乘火车北上,一代人坐飞机跨洋。可无论走多远,话题绕来绕去,总会回到三民路的铜像,回到火路巷那间18平米的小屋。有人说起当年分一块糕饼的光景,有人说起爷爷牵着孩子过马路去看铜像的清晨,有人说起那年最后一次在老屋过年的年夜饭。最后众人举杯,不说宏大的豪言,只说一句朴素的:铜像还在,三民路还在,火路巷的名字还在——我们的根,就还在武汉。
席散夜深。窗外的长江传来轮船悠长的汽笛,远处汉口站的动车鸣笛遥相呼应。一江一铁,两种汽笛,一个是流淌千年的大江文脉,一个是呼啸向前的现代中国。汤老师望着窗外的雨夜,轻轻说了一句:明天,我们又要出发了!
是啊,我们总要出发。人不能永远停在童年的巷口,不能永远守着一扇落锁的木门。但出发不等于遗忘。
孙中山铜像为什么难忘?答案来了——不是因为青铜铸就、名家雕塑,也不是因为它被评为省级文保、列入了哪一级纪念名录。而是因为它站在家与国的交汇点上——对汤家而言,它是回家的路标。看见铜像,就看见了爷爷奶奶的屋檐。对武汉而言,它是近代中国第一城的精神界碑。辛亥首义的枪声从这里拐了个弯,变成了共和的晨钟;先生《建国方略》里"略如纽约、伦敦之大"的梦,今天正被长江上的第十一桥、脚下穿江的地铁、天上起落的天河航班一笔一笔兑现。对民族而言,它是"天下为公"四个字活生生的具象。昨天纪念大会强调,要"高扬爱国主义精神""始终坚持人民至上""始终坚定维护国家统一"——这三句话,一百年前先生用一生在写,一百年后我们在三民路口的雨里,用一次绕行、一张全家福、一桌团圆饭,轻轻地、却认真地续了一笔。
先生当年奔走呼号,所求无非八个小字:百姓安居,不忘本源。今天,我们住上了宽敞楼房,坐上了高铁飞机,亲人分布海外,可我们依旧要冒着大雨回到这个十字路口,绕像两周,叩问初心。这,大概就是纪念先生诞辰160周年最好的方式——不是把先生供在教科书里,而是让他的目光,继续落在我们孩子的肩上。
铜像不会说话,但铜像记得。记得火路巷18平米小屋里六七口人的欢笑,记得孩童一天数次抬头的仰望,记得每一个离乡人归来时被雨打湿的衣衫。
拐杖无言,江水滔滔。汽笛又响了。我们再次出发。无论走多远,根在武汉。心向先生,不忘来路,方知去向。谨以此文,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。(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李后强)
